畜牧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為畜牧業向現代化全面轉型升級的重要保障。7月5日，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舉辦的《變革三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挑戰與對策》報告發布會暨研討會上，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二室副主任、教授王明利稱，畜牧業供給側改革面臨著疫病防控形勢仍較嚴峻、核心科技對外依存度高、國際競爭力不強等挑戰。

　　比如，近年來，各類重大疾病在中國時有發生，每年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近1000億元，特別是2004年爆發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給家禽業養殖戶造成了嚴重損失；2005年發生在四川的豬鏈球菌病和2006年蔓延到全國的高致病性豬藍耳病，引起了生豬生產下降和價格的劇烈波動，嚴重影響著生豬產業的健康發展，成為拉動2008年全國 CPI 快速上升的重要因素，也牽動了國家領導人的多次關注。2012年秋冬季節發生的H7N9流感，初步測算，截至2013年4月21日，中國家禽業約已損失230多億元；2014年H7N9流感又給國內的家禽業帶來400億元的損失。

　　前幾年，全國范圍內發生的仔豬流行性腹瀉，一直困擾著國內生豬生產效率的提升，基本上每一次豬價的大幅波動背后都有疫病流行的影子。2014年，家畜小反芻獸疫的發生，成為其后幾年國內肉羊價格大跌和養殖戶虧損的直接原因。當前，隨著疫病防控體系進一步健全和防控力度的不斷加大，盡管疫情總體穩定，但局部地區出現的一些人畜共患病仍不可小覷，特別是從種畜開始的疫病源頭凈化工作長期而艱巨。

　　此外，非洲豬瘟自從2018年8月在中國首次爆發以來，至今已經持續將近1年時間。

　　王明利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表示，非洲豬瘟對畜牧業的影響是很大的，既有直接影響，也有間接影響。直接影響就是預期今年豬肉產量至少下降10%，重創養豬業，許多養豬業者虧損很大，即使市場行情預期很好，一方面沒能力及時補欄，另一方面也不敢積極補欄。間接影響，一是對國內獸醫防控體系建設提出更高要求，二是對國內禽業、牛羊業提出加快發展的要求，以及時補位豬肉的缺口。

　　他表示，這種影響預計短期難以結束，根據國際經驗，短則持續3-5年，長則持續10年以上。

　　王明利稱，2016年，我國畜牧業總產值占農業的比重為28.3%，而目前，主要發達國家畜牧業占農業的比重都在40%以上，我國畜牧業比重繼續上升的趨勢不可逆轉。從國內經濟發展及人民生活改善的需求看，總人口仍在增加，城鎮化仍在加速推進，且目前人均肉蛋奶占有量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很大，人均肉蛋奶消費量和占有量都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同時，畜牧生產的一些關鍵環節科技創新任務艱巨，對外依存度仍然較大大。

　　首先，我國畜禽及牧草種質資源對外依賴大。國內種豬市場“洋三元”已成主流，市場份額占80%以上，國內地方品種市場份額不到20%；白羽肉雞種源全部依賴進口，肉鴨品種中進口的“櫻桃谷鴨”國內市場占有率超過80%，禽蛋產量50%左右由國外蛋雞品種提供；肉牛中西門塔爾、利木贊、夏洛萊、和牛、安格斯等優質肉牛品種都源自國外；黑白花、娟珊等主要高產奶牛品種都是從國外引進；波爾、杜泊、陶賽特、薩福克等肉羊品種都來自國外；2017年，苜蓿、三葉草、羊茅及黑麥草種子進口量分別達到1237噸、2932噸、15202噸和31279噸，分別是2010年進口量的3.4倍、1.5倍、1.2倍和2.1倍。

　　畜牧業生產各環節的機械設備許多都依賴進口。近年來，盡管我國畜禽養殖及飼草料生產機械設備生產取得一定成效，但與國外機械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對外依賴程度依舊較高。

　　再比如，中國養殖業的國際競爭力不高。一方面，我國主要畜禽養殖的生產效率仍不高，比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普遍要低。以能繁母豬每年提供的育肥豬頭數（MSY）為例，我國為16頭，而美國等發達國家普遍都在20頭以上；另一方面，由于資源稟賦差異，特別是養殖技術差異、飼養管理水平和理念等多方面差異，導致我國主要畜禽生產的成本普遍比國際上相應畜禽的主產國高很多，導致在國際市場上沒有成本優勢，競爭力不強。

　　他表示，從生產和供給來看，盡管受到的資源、環境等約束越來越大，但通過實施畜牧業轉型升級，通過科技進步的提升，不斷提升資源的利用效率和生產效率，提升畜禽的個體生產能力來提供更多的肉蛋奶。目前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潛力也很大。此外，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實施“走出去”戰略，以滿足國內消費者的需求。